摘要：老舍先生素有“人民艺术家”之称，因其笔下的作品多为描摹现实，映照当下，能够予以普罗大众精神启迪和人文关怀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老舍陆续有十多部作品陆续被搬上荧屏，广受好评。其中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有：《龙须沟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、《月牙儿》、《...
老舍先生素有“人民艺术家”之称，因其笔下的作品多为描摹现实，映照当下，能够予以普罗大众精神启迪和人文关怀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老舍陆续有十多部作品陆续被搬上荧屏，广受好评。其中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有：《龙须沟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、《月牙儿》、《离婚》等。
作为老舍的经典代表作之一，小说《离婚》自出版以来，被认为是老舍的小说中最精彩的一部。评论家李长之认为，小说《离婚》“高出于老舍先前的一切作品者。”不过少有人知道，真正将老舍的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的人是民国才女赵清阁，而赵清阁本人则是老舍一生难忘的红颜知己。为了追求赵清阁，老舍一度差点背弃家庭，生命后期也为这段婚外恋情饱受折磨。
抗战与文艺使二人走在一起，他们一度在战争带来的苦难中相互慰藉。用史承钧的话来说，“两人在当时几乎要结成为一对抗战伉俪了。”因此，生活上的关照和精神世界的互通，使得两人在思想达到了高度的契合。抛开世俗道德不说，小说《离婚》中所表达的对“诗意”人生的追求，其实正是老舍与赵清阁二人的精神共鸣。
1992年，导演王好为再度将这部作品进行改编，搬上荧幕，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反响，本片也荣获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。
《离婚》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当时社会上的许多“新青年”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，纷纷以反对包办婚姻的束缚为由，希望通过离婚获得“自由恋爱”。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老李，正是这样一个不满婚姻制度的典型。
老李是北京旧政府机关当中的一个二级小科员，为人安分守己，诚实勤恳，时常不满生活现状又无力改变，因此爱上了幻想。
作为一个结婚多年的中年男人，老李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但他的内心始终还对爱情心存希冀，他曾说：“我要的，哪怕是看看也好，是一个还未被实际教坏了的女子，朴素、安静、独立，能不言不语的明白我。”
而在老李心目中，同住一个大院的房东太太的儿媳，正是他心中的那一抹“白月光”。只不过现实很残酷，事实上，老李娶的是一个目不识丁，说话大嗓门的乡下女人。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，老李每次想到自己这个俗气的妻子，时常苦闷不已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求助于古道热肠的张大哥。
张大哥是老李在财政所上班的同事，掌管后勤采购，人缘极好。平时在单位里就算拿了回扣也不独吞，总会匀出来招呼所里的同事吃喝。因此在生活中，人们遇到什么困难，也都第一个想到张大哥，找他排忧解难。
除此之外，张大哥生活中还有一大乐趣，那就是给人做媒。光他一个人，就撮合了十里八乡的不少青年男女。对于婚姻，张大哥别有一番自己的见识和理论：“人呐，只要娶着好媳妇，他就不闹腾了，要是家家婚姻都如意，天下不就太平了，这就叫以婚治国。”
因此，当老李向他诉苦：“我的苦闷，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，而是这婚姻制度，根本要不得。我并不是想尝尝恋爱的滋味。我要的，不过是追求一点点诗意。”张大哥却难以理解，只是半戏谑地告诉他：“诗意也是妇女，妇女就是妇女，你总不能八抬大轿到女家抬个诗意回来吧。”
作为一个老媒人，本着“宁拆七座庙，不破一桩婚”的原则，张大哥建议老张去乡下接回妻儿。待到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，苦闷自然也就随之散了。
老李为此足足请了五天的假期，接回了乡下的妻儿。然而，他的苦闷却有增无减。妻子的到来，伴随着乡下带来的粗声大嗓与野蛮，让早已适应了城里人做派的老李觉得格格不入。为了修补心中的失落，老李带着妻子做新衣裳，睡觉还不忘给她念《荷塘月色》。
可事实证明，时新的衣裳依旧掩饰不住妻子粗俗的言行；优美的文章，也未能触动妻子关于诗意的心弦。相反，妻子做了不少令他洋相尽出的事情。
单位里，同事们得知老李的乡下妻子来了北京，纷纷撺掇老李请客，美其名曰问候嫂子，老李只得硬着头皮引荐自己的“丑妻”。在这场晚宴上，妻子身着粗布棉袍、束手束脚。小儿子将香烟撒了一地，她忙不迭捡起递烟，却无人卖她面子；入席时，她遭到一个同事的有意戏弄，险些跌倒；在餐桌上，又因为不懂西餐礼仪，前后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面对刁难妻子的众人，老李一言不发，始终都埋着头。当晚，老李喝醉，一股脑儿倒出了委屈：“我怕出丑，花了钱，可我还是出丑。臭社会，臭家庭，臭衙门。”
对于老李来说，无论是家庭生活，还是社交，都教他憋屈不已。而在这种苦闷的日子里，只有对门那个知书达礼，温柔娴静的马少奶奶，才是他的慰藉。
老李虽然平时和马少奶奶交集不多，但总是莫名会被她身上那种恬淡温婉的气质吸引。马少奶奶姓黄，是一个生活雅致、颇有情调的美妇人。连最普通的萝卜白菜到了她手里，都能倒腾成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
然而，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饱受爱情折磨的悲情女子。马少奶奶虽然风姿绰约，但在婚姻中并不如意。她年纪轻轻，却只能同婆婆相依，丈夫在外有了人，也不回家。早年，马家少爷曾是马少奶奶的家庭教师，两人一见钟情。马少奶奶为了爱情，与娘家闹翻也要和情郎私奔。而如今对方心意生变，她只得在漫无天日的等待中接受折磨。
望着马少奶奶送来的那盆萝卜栽白菜，老李痴痴地想，马少奶奶不就是自己心目中“诗意”的化身吗？而对方的不幸的婚姻生活，反而给了老李更多遐想的空间。
老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深陷自己织就的情网，全然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这点小心思全被妻子看在了眼里。自此，李太太开始明里暗里地找马少奶奶“谈话”，而她的主动，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受了另外两个太太——吴太太与邱太太的“启迪”。
吴太太与邱太太的丈夫都是老李的同事，李太太和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结识，此后三人便经常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“婚姻经”。比起李太太，这两位太太都十分“个性”，因为她们都正在闹“离婚”，理由都是丈夫在外有了人，只不过“闹”的方式有别。
吴太太为人正直，可恨一直没能给吴家添丁，因此吴先生一直嚷着纳妾。但她性子要强，当她得知丈夫在外包养了一个女人，便也顾不得女人家的脸面，找上门去就和对方厮打了一通。但是事实上，她又不敢真的离婚，如她自己所言“离了，吃谁的喝谁的去。”
邱太太自持是文化人，心高气傲，面对同样的情况，她不吵不闹，嘴上说着“离婚，是个办法，丈夫不讲情面何必一定要跟他呢”。但是事实上，除了分居以示抗议，她也别无他法。
两位太太用各自的前车之鉴告诉李太太：“男人不可靠。”渐渐地，老李感受到了妻子与自己之间的某种隔膜。不过比这还要让他感到焦灼的是，一辈子给人帮忙的张大哥家落难了。起因是儿子被误抓，进了警局，张大哥也因此被单位停职。
张大哥救子心切，想要写封联名信担保儿子，谁知所里平日里那些关系要好的同事，没有一个肯站出来签字，只有一个老李重情重义，为他四处奔走。
可是最终，老李也求助无门，不得已找到了曾经对他落井下石的同事小赵。小赵是个刁钻的势利眼，趁火打劫，还打起了张大哥的爱女秀真的主意。张大哥看透了对方的花花肠子，怎肯把还在读书的女儿让出去，最终以一间房子和250元钱的代价，让小赵帮忙保释了儿子。
儿子出狱后，张大哥官复原职，原先那些不肯在保单上签字的同事们又纷纷登门道贺。嘴脸变换之快，犹如换衣。而这些人的薄情也衬托出了丁二爷的厚义。
丁二爷是张大哥家的一个远房亲戚，半生落魄，由张大哥收留了二十余年，心中一直感念。因此，当丁二爷发现小赵在讹诈了张家的财产后，又试图欺骗秀真的感情时，不由得义愤填膺，冒着被捕的风险，动手了结了对方。
影片的最后，老李在升任一级科员后不久便辞职了，带着丁二爷一同回乡。同事们都为老李感到惋惜，可只有老李自己最清楚，他不愿留下，是因为自己突然看透，一直以来，自己奋不顾身追逐的诗意，不过一厢情愿的幻象。
随着马少爷的归来，他终于发现马少奶奶其实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诗意女子。她最终是挣不开现实枷锁的世俗女子，正如吴太太和邱太太，宁愿抱残守缺，也不愿摆脱伤痕累累的婚姻。因为她们早已习惯了婚姻为她们带来的安逸环境，疲于自食其力，自然也就选择了妥协。
小说名为《离婚》，讽刺的是，最后却没有一个人离婚。
无论是从婚姻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部具有哲学意味的，探讨理想与现实的小说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我们首先是看到一个失意中年人的形象，其次看到的才是一个困守于苦闷婚姻生活的丈夫。
在老李所在的生活圈里，他的单位充斥着作假与腐败，员工们消极怠工、明目张胆地吃回扣，贪污、取巧成为人们心知肚明的常态“规则”；而这些人组成的人际圈里，充斥着明争暗斗与虚伪，同事们在明面上称兄道弟，暗地里却落井下石，挤兑所谓的老实人出局。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体制下，老李越发感觉生活苦闷。他一直在尽力坚守自我，争取做那个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投机的“先进员工”。这是职场上，老李所坚守的最后一抹“诗意”。只不过在投机风气盛行的大环境之下，老李的诗意必然面临湮灭，正如马少奶奶作为一个新式的先进女子，最终也落入俗套，沦为男人的附庸。
而这一切归根结底，不过是人们屈服于环境和体制，所做出的一种同化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：“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。刚入狱的时候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；慢慢地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；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是体制化。”
庆幸的是，影片中的老李，到底还是没有失去对诗意的寻找。马少奶奶作为老李苦闷生活中唯一的微光，她的妥协，看似让老李的诗意幻想走向了毁灭。然而，当老李决定带着家人，放弃优渥的新职位，重回远离世俗的乡下时，另一段新的“诗意”其实又在他的心底萌生。
老李的诗意，看似天真，事实上，那是一种人到中年，越发回归自我，正视内心真实需求的一种通透。有时候天真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一天，我们会为金钱、世俗利益彻底蒙住双眼，再难以纯粹的目光去欣赏这个世界诗意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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